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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重整程序中的磋商機制與監督機制——以重整計劃方案的制定與執行為視角

作者:陳士乾、馬文光   日期:2017-04-22 14:27   點擊: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建立重整制度的目的在于“防范破產、挽救企業、重建再生”【1】。重整方案中采取的措施通常包括削減債權、債轉股、引入戰略投資者、剝離不良資產、重塑公司治理結構等,使債務人的營運價值得以保留,償債壓力減輕并使企業擺脫經濟困境,獲得復興的機會避免破產清算,從而使債權人能夠得到比在破產清算的情況下更為有利的清償結果。重整制度的核心內容是重整計劃的制定與執行,重整計劃的制定與執行在重整程序是先后兩個不同階段的工作內容。

傳統觀念認為,破產案件無非是處置有效資產、分配殘余價值,作為管理人依照規定按部就班走完法定程序即可,實踐表明并非如此簡單。破產案件尤其是重整案件,除法院外,參與人眾多,包括債務人企業、債權人、職工、股東、戰略投資人、管理人等(以下簡稱參與人)。參與人在重整程序中角色不同,參與程序的目的不同,代表或擁有的利益不同,往往千頭萬緒、矛盾交集;尤其債權人會議區分不同利益組別,難以形成有效表決。因而迫切需要參與人相互溝通、協商,思想的碰撞與妥協是常態化的現象。重整計劃執行階段,代表不同利益的各方或多或少參與、干擾、影響重整方案的貫徹執行,如何實現公平、公正,保證各方參與人利益實現的最大化,是各方在博弈過程中需要思考的問題之一。

因此,通過磋商機制實現參與人意志統一、通過監督機制保障程序公平公正,是重整計劃制定及實施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兩項重要制度。


一、建立磋商機制與監督機制的現實意義

重整計劃方案就其本質來看,在未經法院裁定批準前是各利害關系人之間就企業重整計劃各方面問題意思表示一致的協議;在報經人民法院并裁定批準執行后是生效的法律文書。

《破產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債務人或者管理人應當自人民法院裁定債務人重整之日起六個月內,同時向人民法院和債權人會議提交重整計劃草案。”“債務人或者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計劃草案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債務人破產。”第八十八條規定:“重整計劃草案未獲得通過且未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獲得批準,或者已通過的重整計劃未獲得批準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債務人破產。”

從以上兩條規定足可見,重整計劃不但要在短短六個月內同時提交法院及債權人會議,還要獲得債權人會議的批準及法院的司法確認。在這里,法院與債權人會議,角色不同,行為法律后果不同。《破產法》第六十一條賦予債權人會議“通過重整計劃”的職權,該權利體現了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強調了重整計劃的“協議”本質。第九十二條規定“經人民法院裁定批準的重整計劃,對債務人和全體債權人均有約束力”,凸顯經過批準的重整計劃的具有“司法強制性”。

參與人圍繞著重整計劃的制定、通過、批準、執行、變更和終止,在客觀上形成了一個由債務人或管理人主導并有出資人、廣大債權人及/或戰略投資人參與的多邊協商機制。正是通過多邊協商機制,經過利益相關各方的博弈、妥協,最終能夠達成一致意見供各方遵守。重整計劃的制定、表決通過是一個承前啟后的環節,是重整計劃執行人履行義務、債權人權利得以實現的依據。

破產法明確規定自人民法院裁定債務人重整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終止,為重整期間。即在六個月(可順延三個月)內重整計劃方案必須制定完畢并交由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法院裁定批準——即重整期間是重整計劃的制定階段。對執行階段(與監督期限重疊),破產法未做時間規定,僅僅規定“經管理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延長重整計劃執行的監督期限”。執行階段是債務人對重整計劃——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法律義務的執行期。

在作出以上法律性質判斷及不同階段法律行為的分析,并結合司法實踐及我國國情,會發現重整計劃草案的制定過程中,重整計劃制定者必須關注的是提出什么樣的方案及能否獲得各方的同意。因重整計劃將涉及債務人的擔保人、債權人、職工、股東和潛在投資人的利益平衡,故與重整程序的參與人協商重整計劃內容、獲得理解與支持在事實上成為制定重整計劃草案的重要制度保障。“管理人在制作重整計劃時,應當廣泛聽取債權人、出資人、經營者、供應商、銷售商、消費者、工會和職工代表的意見,使重整計劃更加切合實際,平衡保護各方利益,有利于當事人多贏,促進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2】。在該階段,凸顯了建立磋商機制重要性,磋商機制為重整方案形成提供了機遇平臺;重整計劃的執行階段,重整參與人關注的是重整計劃如何得以貫徹實施,由誰來監督重整計劃的實施,如何防范債務人發生第七十八條列舉的經營風險、道德風險等,因而在該階段凸顯了建立監督機制的重要性,監督機制的建立為重整方案的執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國法律對重整計劃制定過程中的磋商機制未做制度上的規定,對監督機制的規定又較為簡單。因此,對磋商機制、監督機制深入研究頗具現實意義。


二、重整計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聽證制度是磋商機制得以實現的制度載體

成熟、高效運作的機制,必須有制度上的規定作為保證。重整計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聽證制度是磋商機制的外在表現。

(一)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1、關于磋商機制的時間保障

通過立法明確重整方案表決前一定期限必須履行信息披露程序,保證利益主體間有充足時間進行磋商,以便信息交流與反饋。

《破產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四條規定:債務人或者管理人應當自人民法院裁定債務人重整之日起六個月內,同時向人民法院和債權人會議提交重整計劃草案。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重整計劃草案之日起三十日內召開債權人會議,對重整計劃草案進行表決。從法院、債權人會議/債權人獲知重整計劃草案的內容到債權人會議召開并表決重整計劃,最長時間為三十日。筆者認為,目前現行規定,導致債權人在討論重整計劃前信息不對稱,且無充足時間對重整計劃論證分析。應當規定信息披露的最低時間,以保障重整計劃參與人有足夠的時間了解重整計劃,反饋自己的關切,參與制定、調整計劃草案內容。

2、關于重整計劃的信息披露內容

披露的信息應當包括但不限于:債務人的基本情況、歷史沿革、現狀、發生經營危機的原因分析;債務人的債權、債務清冊、債務人的審計報告(含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資產清單等)、資產評估報告、債權調整方案、生產經營方案(含生產經營計劃)、執行、監督等。

從目前司法實務中表現的問題來看,生產經營方案(含生產經營計劃)的重要性未得到足夠重視。由于重整時間限制或專業能力限制,生產經營方案(含生產經營計劃)制定的內容空洞,缺乏具體內容,缺乏科學性。若能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債權人廣泛參與后,往往能夠多角度提供建設性的建議,彌補不足。

3、關于信息披露的方式

當今社會科技的發展為信息披露提供了眾多可采取的方式。如通過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微信、網站、公告、座談會、聽證會、報紙、雜志、電視以及信息發布會等方式等方式,均能快捷、高效的將相關信息在重整參與人之間廣泛傳遞,保證互動。

4、關于信息披露義務人

《破產法》第八十條規定:“債務人自行管理財產和營業事務的,由債務人制作重整計劃草案。管理人負責管理財產和營業事務的,由管理人制作重整計劃草案。”由此可以看出,重整計劃制定主體既可以是債務人也可以是管理人。筆者認為,統一由管理人作為信息披露義務人更為適合。理由如下:

第一、作為各方利益的協調人,由管理人披露信息利于減少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對立情緒。

第二、管理人有義務對重整計劃做初步的審查,避免明顯侵害債權人利益或明顯無法實現的計劃內容在未經審查的情況下便貿然公布于眾。

第三、由管理人作為披露人強化了管理人對債務人提出重整計劃的監督職能。

(二)建立聽證制度

在召開債權人會議并對重整計劃草案表決前,可以根據債權人的申請、重整計劃制定者的申請、人民法院的決定舉行會前聽證,目的是由重整計劃草案的制定者披露方案基本內容、釋明重整方案可能對重整參與人重大利益的影響,保障重整參與人的知情權、建議權。重視發揮聽證制度的作用,使參與各方在重整計劃草案的醞釀、論證、草擬、審議、表決等各環節都充分參與磋商,有利于了解重整方案的可行性,減少疑慮與對抗,調和各方利益主體之間因利益沖突帶來的矛盾,并提高表決通過的幾率。

目前,破產法中并無關于針對表決重整計劃前舉行聽證會的規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公司強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了聽證制度,而且這一制度在西方國家的破產案件中被廣泛應用。借鑒《紀要》中關于聽證程序的規定,《破產法》中可做如下規定:    

根據債權人的申請、重整計劃制定者的申請,審理破產重整案件的審判庭審查后有權決定是否召開聽證會。人民法院決定召開聽證會的,應當于聽證會召開五日前通知申請人及其他參與人,并送達重整計劃草案。聽證會中,人民法院應當組織重整計劃的制定人介紹重整計劃的內容,著重對重整計劃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計劃內容是否能夠保證債務人企業起死回生等內容進行廣泛辯論。因補充證據等原因需要再次召開聽證會的,應在補充期限屆滿后十日內進行。


三、《破產法》對執行階段監督機制所做規定與現實沖突

《破產法》第八十九條規定:“重整計劃由債務人負責執行。”

因此的重整計劃的執行主體應當是債務人。重整計劃通過并獲法院批準后,“已接管財產和營業事務的管理人應當向債務人移交財產和營業事務”。該法第九十條規定:“自人民法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之日起,在重整計劃規定的監督期內,由管理人監督重整計劃的執行。”因此,重整計劃執行主要的監督主體應當是管理人。“我國是由債務人來執行重整計劃,對計劃執行的監督就顯得尤為重要,是執行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我國是由管理人來監督重整計劃的執行,此種規定可以保證監督的質量和效率。”【3】法院也是當然的監督主體,如《破產法》規定債務人不能執行或者不執行重整計劃的,人民法院經管理人或者利害關系人請求,應當裁定終止重整計劃的執行,并宣告債務人破產。同時,利害關系人也應當是監督主體,如第九十一條規定:“管理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監督報告,重整計劃的利害關系人有權查閱。”監督的內容,應當是重整計劃執行情況和債務人財務狀況。監督的期限應當是重整計劃執行期。

如上所述,在執行階段,凸顯了建立監督機制的重要性,監督機制的建立為重整計劃得到公平、公正執行執行提供了制度保證。

破產法賦予管理人監督權,監督權行使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管理人勤勉盡責的態度。管理人在重整方案通過后即當依據客觀情況制定監督重整方案執行的具體制度,完善預警機制,將重整方案執行人的行為置于制度的約束之下。

但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重整案件出現一種與法律規定相偏離的現象。據統計,在2007年8月-2012年5月之間我國法院審理的37起重整案件中,有84%的上市公司重整方案的執行主體卻是管理人【4】。該種作法在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對我國年輕的破產重整制度來說應當視為一種有益的探索,不排除修法后明確規定管理人可以作為重整計劃的執行主體。這種現象將引發我們的進一步思考:如果管理人作執行主體,那么由誰行使監督職責?這都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山東文思達律師事務所   陳士乾  馬文光


【1】王欣新 《重整制度理論與實務新論》

【2】百度文庫 《我國破產重整制度的完善》

【3】周麗娟 《破產重整計劃的執行與監督》

【4】丁燕 《我國上市公司重整計劃執行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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